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医疗服务市场出现了两方面的趋势：一方面是医疗开支持续高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医疗质量的提升需求持续高涨。
第一，伴随着老龄化，医疗服务的支出必然出现快速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少子化又导致社保缴纳人数的减少，这对社保体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将持续推动医保强化改革，从而降低医疗开支的增速以保证自身的可持续性。医保的主要手段是对医疗服务进行精细化管理，特别是通过打包和定额支付来控制单项服务的价格，从而有效地限制了医疗开支的增速。
第二，随着老年人群的增加，对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需求出现了明显的提升。由于医疗服务原先只集中在急性期，对于急性期后的服务特别是通过康复护理提高生存质量的关注度并不高，尤其是反复入院导致患者生存质量降低。但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相关需求得到了明确的带动，患者希望在院外也能得到更好的照护。
由于提高医疗质量可以有效降低病人的再就诊率和再入院率，减少昂贵设施的使用率，从而有助于控制医疗开支。因此，以医保为主的支付方和用户在医疗质量找到了交汇点，作为供给方，医疗服务方在支付方和需求方的推动下展开了改革，这是价值医疗出台的背景，也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医疗改革的总体趋势。
其实，在美国医保出台价值医疗之前，欧洲和东亚部分经济体都早已展开了相关的改革。欧洲国家在实施DRG之后，普遍对再急诊和再入院实施了严格的考核，这推动了医院对病人治疗结果的关注，从而加强了他们与院外医疗机构和康复护理机构的合作，推动了产业链的向外延伸，从总体上获得了控费的良好效果。
美国价值医疗实施之后，支付方对病人的再入院率严格考核，如果病人反复入院，医疗机构会被罚款。这逼迫医疗机构开始关注病人出院后的状态，更好地管理这些人。由于病人的治疗效果会直接关系到医院的收入和利润，医院才有动力去分析这些病患的数据，找出风险最高的病人，并尽可能避免他们再次产生高支出项目，如进入急诊室、再一次入院。
因此，随着医保入场开始对医疗服务质量进行绩效考核，医院对病人离院之后不再不闻不问，而是有很强的动力去与院外的机构合作，这推动了院内和院外的协同。
在对医疗质量考核之前，医疗机构之间的转诊主要凭资源因素和人为因素来决定。无论是基层医生将病人转向专科诊所或医院，还是医院/专科诊所将病人转到基层医疗机构，选择如何转诊病人的决定因素包括：医疗机构之间建立的资源联系，病人的意见，病人的位置和方便程度。而这些因素并不一定是选择最佳转诊机构的最好衡量标准。
而在强化医疗质量考核之后，转诊选择变得更加关键，尤其对于医院来说，将出院后的病人转到不合适的基层诊所进行后续治疗很可能导致效果不佳，甚至病人再次入院，而医院将为此付出财务上的代价。而对于支付方来说，如果基层医疗将病人转到不合适的专科诊所或医院中，一方面可能导致医疗质量不高，一方面则可能导致滥用治疗，两种因素都会带来医疗费用的上升。
因此，随着医保加强医疗质量考核，过去以资源因素和人为因素为决定的方式将改变为以效果和成本综合考量的方式。通过数据分析后，在某一疾病治疗需求上，筛选出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医疗机构，再配合支付方或医疗机构内部的激励机制，引导医生将病人转到这些机构中去。
因此，从对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支付方和需求方这两方面对医疗质量的需求提升，医疗服务方将推动在不同机构之间的协同，尤其是在院内和院外之间。医院的治疗效果不仅由医院本身的治疗效果决定，还取决于病人在出院后是否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和其必需的医疗服务，如康复、护理的效果。院外的医疗服务质量也决定了病人未来的风险。因此，医院有动力去和院外医疗服务协同，共同确保效果。
而数字医疗的真实价值将体现在这点上，可以帮助医院去将病人的管理从院内衍生到院外。通过对病人的全方位的数据分析，特别是急性期后服务数据如护理、康复治疗的数据纳入到整体的分析，医院可以更好地判断病人是否得到了合适的衍生服务，是否与其病情发展匹配，服务者的质量是否好。通过这一数据连接，院内和院外服务的衔接将更为紧密。
